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试点方案的提出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正式授权，再到各试点单位的挂牌成立，动作迅速、推进稳健，可谓“蹄疾步稳”。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对国家权力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与调整的重大制度改革，不仅将要改变当前中国政治权力格局及国家机构组织形式，而且必将对中国检察监督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检察机关要坚守“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职能定位，必须因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紧紧抓住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认真思考检察监督的内在掣肘及各项改革对检察监督体系产生羁绊与耦合，优化检察监督资源配置，重构新型检察监督格局。本文以一个检察实务工作者的视角，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从检察权运行的当下实然状态入手，尝试探寻传统检察监督体系存在的深层次性问题，力求遵循理论上的自洽与实践上的可行，提出若干宏观理想图景式的思考。

一、变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廉洁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成立国家监察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之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质上就是完备、定型且成熟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运转、执行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对国家现行各项制度、机制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实施机制与制度的创新。而法律制度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没有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没有驾驭这些制度体系的能力，那么建设现代化国家也只能是空谈。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做好监察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层次清晰、科学管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进而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之举，而有了全方位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利于提升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

（二）成立国家监察委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之举

十八届党中央从一开局就开创了“四个全面”的新实践，其中，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地治国理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最终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形成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厚植党执政的法治根基，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构建一个运行有效的权力控制体系。成立国家监察委就是要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按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山西、浙江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该机构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个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的监督执法机关，这个机关完全因应权威高效权力控制体系的构建。因此，国家监察委的成立能够满足现代民主监察制度下政治体制外监察的需求，通过集约反腐资源，避免职能重叠，扩大监察范围，优化监督机制，以减少国家政治体制运行对监察供给侧的需求，进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未来良性的民主法治运行清除障碍，最终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目标的实现。

（三）成立国家监察委是推进廉洁政治生态重构的必然之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态势，暴露出官员从政环境中的诸多问题，如果放任政治生态恶化蔓延，党最终将失去执政的根基。因此，推进廉洁政治生态的重构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是，从长远来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廉洁政治生态的任务艰巨繁重。只有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以党内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集中有效的反腐败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进而彻底营造和重构廉洁政治生态。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成立国家监察委的目的正是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使监督制约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与权力主体的任性空间，最终实现以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带动以廉洁政治建设净化政府机关从政生态，进而形成风清气正的健康社会政治生态。